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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17年学术界庆祝了加拿大联邦成立150周年，那么2018年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就脱离联邦作出开创性裁决的二十周年。当时，加拿大最高法院打破了“宪法禁忌”，以法律形式处理分裂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决定，因为加拿大最高法院正面处理了这个问题，接受了超越宪法文本形式主义解读的挑战，即驳回了禁止分裂的论点，因为加拿大法律体系中没有关于分裂的书面规定。最高法院通过确定宪法中不可触碰的核心，并根据属于这一核心的原则（联邦制、民主、宪政和法治、保护少数民族）来解读这个问题。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提出其观点时，并没有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国内法，相反，它还同意考虑国际法。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该参考文献已成为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一场关于如何将分裂国家合法化、如何驯服这种长期以来被视为难以驯服的“野兽”的事物的新辩论开始了。然而，该参考文献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它为民粹主义 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反驳论据（我故意使用复数）。这些反驳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加拿大法院给出了一个复杂的民主概念，不能将 斯洛文尼亚电报号码数据 其简化为单纯的多数统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也使得该参考文献成为反对民粹主义的有力工具。其次，加拿大最高法院还将公投视为一种需要调解的工具，不应被视为自动的政治或法律真相的来源。这就解释了《参考》所特有的尊重，它也明确赋予政治参与者一项任务，“确定在明确的问题上什么构成明显的多数”（第 153 段）。这样，加拿大法院就避免了将全民公投视为代议制民主的替代品。鉴于这些考虑，加拿大参考的遗产对于挑战民粹主义者提出的宪法“反叙事”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正如科里亚斯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民粹主义也“包含一种（很大程度上隐含的）宪法理论”。甚至最近福尼尔
用“寄生虫类比”来定义这种关系，他说：“民粹主义与宪政民主的关系，好比一个寄生的过程，宪政民主是宿主，民粹主义是寄生虫”。事实上，可以说民粹主义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改变宪政民主的价值等级制度，例如将民主（理解为多数人统治）视为一种凌驾于其他宪法价值观之上的“王牌”。为了质疑这一论点，人们可以回顾一下《加拿大参考》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它提出了对民主更丰富的理解，即不局限于民主的形式或程序意义。此外，必须记住的是，加拿大最高法院不承认分裂国家的正当权利，而是将分裂国家视为一种只有在存在一些重要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才可以容忍的选择。为了表明这一点，加拿大法院提出了一种“退出相关条件”。要理解我所说的退出相关条件的含义，回顾一下第 14 段会很有帮助。参考文献第 90 条规定：在启动与魁北克的谈判的情况下，“双方在谈判中的行为将受到产生谈判义务的相同宪法原则的约束：联邦制、民主、宪政和法治，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这段话的目的是强调从统一到分离的过渡过程中必须保证某种价值论的连续性。这种价值论的连续性将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换句话说，正如诺曼所说，这种推理坚持“在法治框架内处理分裂主义政治和分裂主义竞赛，而不是将其作为超越法律或被（分裂主义者）假定超越法律的‘政治’问题，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拿大的案例表明，即使在没有明确的宪法条款的情况下，也可以尝试通过促进其本土化来将这种现象程序化，并且加拿大最高法院确实发出了希望的信息：法律——特别是宪法——可以而且必须发挥作用，避免将这个问题归咎于暴力和权力关系。